译文：
实行兼并，要重视诡诈和实力；安定国家，要重视顺时权变：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。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，它的路线没有改，他的政令没有变，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。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，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。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，顺着商、周的道路，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，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，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。所以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，名号卓著，功业长久。
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现象。它的根源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。在封建社会，由于土地占有关系不固定，加之土地买卖盛行，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。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，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，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。如：西汉末年、唐朝中后期、北宋中期、明朝中后期时，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。当土地兼并严重时，两种矛盾突出起来。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，二是封建国家同地主的矛盾。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出现两种结果，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，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，二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。
综观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，似乎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，那就是自耕农产生和消失的周期与广义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大致吻合。通过王朝末年的农民战争的打击，使大量的贵族、地主死亡或逃亡，农民占有了土地，从而造就了大量的新的自耕农。农民战争后建立的新王朝为了巩固统治，恢复发展生产，增加政府收入，于是承认农民占有土地的合法性，并采取轻徭薄赋的措施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统治阶级开始横征暴敛，地主、官僚、贵族大肆兼并土地，又使大批自耕农逐步沦为佃农。农民再次起义，被兼并的土地再次被夺回，再次造就出大量新的自耕农。
因为自耕农是国家各种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，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大量破产，使国家丧失收入来源；土地兼并的膨胀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壮大，影响到中央集权的加强；土地兼并的膨胀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，从而引发农民起义，危机王朝的统治。为了保证所谓的“国太民安”、 “长治久安”，历代王朝都曾实行过一系列抑制兼并的政策。例如西汉末年王莽实行王田制、北魏隋唐实行均田制、王安石变法实行方田均税法等，这些措施对于抑制土地兼并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，但是王莽的王田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，均田制是建立在国家掌握大量荒田的基础上的，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损害了大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，遭到他们的反对，最后也走向失败。土地兼并之所以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，国家的任何抵抗政策都不可使之逆转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的存在。在这种制度下，人们可以自由购买土地，而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购买土地，又是由于在封建时代只有土地才是“不忧水火，不忧盗贼”的财富之本，只有土地才是各种形态财富的最后归宿。而封建国家往往是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，去争取延缓土地兼并的形势，因此它只能缓和这种形势，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。
被统治阶级农民在起义过程中提出过“均田免粮”，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。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颁布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是农民阶级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，但由于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，这种阶级的局限性，使他们也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，完成废除封建制度的任务，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。
把天下的诸侯都吞并了，统一天下。
并兼：
并兼（并兼）
合并；并吞。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“今天下之诸侯，将犹多皆免功伐并兼，则是有誉义之名，而不察其实也。”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：“毛羽未成，不可以高蜚；文理未明，不可以并兼。” 南朝 宋 刘义庆 《世说新语·政事》：“ 江左 造创，豪族并兼。” 清 吴伟业 《茸城行》：“非为仇家告并兼，即称盗贼通囊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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